敦煌作为古代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是多样文化的交汇之地，在形成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强调加强敦煌学研究“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敦煌文献涵盖了我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是记录当时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最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真相，也是传统文献库中所缺失的宝贵资料，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古时期的宗教文化、社会运行、历史脉络和民族关系具有极高的文献研究和文物价值。敦煌文献以其丰富内涵以及客观性、稀缺性，推动我国中古时期以及中亚、南亚、东亚的历史学、宗教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文学和科技史等各领域研究，形成了国际显学——敦煌学。

我国藏族历史悠长、文化灿烂，自藏文创制以来，藏族同胞为后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藏文典籍文献。敦煌文献中的古藏文文献记录了吐蕃社会、文化、历史，对于全面认识西藏历史、诠释西藏文化、研究汉藏交流等意义重大。遗憾的是，这些文献仍有部分散落于海外，其中以英国、法国数量最多，又以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盗买、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古藏文文献价值最大。所以，寻求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回归中国，成为我国藏学与敦煌学发展中最迫切的任务。

20世纪30—60年代，玛塞尔·拉露（Marcelle Lalou）女士对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进行了编目，形成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三卷），成为当时了解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重要窗口。70年代末，法国国家图书馆将其馆藏的敦煌文献拍摄成缩微胶卷进行发售和交换。在这种背景下，王尧、陈践两位先生带领一批研究生，开始将北京大学图书馆从法国购得的敦煌文献胶卷中的藏文写卷与拉露所编三卷目录进行校对、甄别、补充，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成为国内研究敦煌藏文文献重要的参考书与工具书。

相对于编目而言，敦煌藏文文献在国内的刊布过程就更加缓慢。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藏学先驱于道泉先生在欧洲求学时，就曾努力尝试将海外藏敦煌藏文文献复制回国，但未能实现。60年代初，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曾建议购买海外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缩微胶片，也没有结果。直到新世纪，我国才开始系统出版敦煌藏文文献。2006年，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在中国正式出版英藏、法藏藏文文献。202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全部影印出版。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结束了我国古藏文文献研究者长期只能利用国外发布的零散文献进行研究的时代，极大地推动了藏学与敦煌学的发展。

在王启龙教授跟随王尧老师学习藏文期间，王尧老师将还未整理完成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交给了他。王启龙教授将解题目录重新整理，并收集国内外关于法藏藏文文献的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了可以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尽管该目录出版时，王启龙教授只署名“协编”，但其实他完成了目录编撰的主要工作。2014年，王启龙教授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解题全编”（14BTQ021）为选题，申报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完成后，他又花了3年时间对全部目录进行校订，并邀请了藏文专家安才旦研究员对藏文进行严格校审，最终形成了这套《全编》。

《全编》将流散海外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3176个敦煌藏文写卷（P.T.0001-P.T.2225、P.T.3500-P.T.4450），以目录的形式呈现，每个卷号下包括文献题名、文献录入、文献出处、文献描述、文献研究等内容。编写组对现已公布的所有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目录进行了全面普查，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目录及文献研究情况进行大量的增补、修订和完善，形成一套内容丰富、体例严谨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将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水平推向新高度。

只有编撰出高质量的文献目录，才能更好地利用文献，赢得文献资料的主动权，掌握敦煌学与藏学研究的话语权，讲好敦煌与西藏的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全编》无疑是海外敦煌藏文文献研究和中国藏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不仅为敦煌学和藏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资料支撑，还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推动海外敦煌遗书回归奠定了基础。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联项目“喜马拉雅区域在连接‘一带’与‘一路’中的作用研究”（2021HZ-85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06月27日 星期一 第A06版：A06 (csstoday.net)